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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江南春色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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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6 08:04: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读书论世)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已经变成了一句广告。这大概是我在演讲《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中提出的。回头来看中小学教育,很多知识会更新换代,对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语文课。当然,中小学教育的每一门课都重要,但是本国语言文字、文学的修习可能会影响人的一辈子。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语文课本里不仅是具体的语言知识、文学修养、人生观,还有我们所说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文学趣味。所以说语文课影响人的一辈子,不算是夸大其词。

  困难在于高考的压力太大了。对于学生和老师们来说,他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抉择——如何迅速地提升成绩。而这一点,语文课是做不到的。我是广东人,语文课就像我们那里说的慢火煲汤,必须是慢慢慢慢的,逐渐逐渐读。读了必有收益,但读了不可能马上体现出来。相对来说,好的中学尤其是好的负责任的老师,会关注语文课程对学生们一辈子的关怀。我接触了好多这一类的中学老师。经由他们调教的学生,按照他们的文学理念、教育理念以及语文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高考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我在《六说文学教育》中有一句话:“教育更应该像农业,绝对不能像工业”。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相信“文学教育润物细无声”这一观念,对于学教育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

  况且太强烈的教诲的愿望,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也并不十分合适。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时候多读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唐诗、宋词,国内国外的名篇,但不要抱有太功利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文课就有道德教诲的意味,但这个道德是因为隐藏在后面才能达到。首先是因为文章、诗文的魅力感染了人,而后才可能达到教化。阅读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趣味,不要太急于配合当下,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现实一些的要求。

  语文课不完全是文学,我们应当明确这一点。语文课和文学课不是一回事,所以语文课里面的一些,比如语言知识、思维训练、文化趣味、政治立场等等是混合在一起。这些东西如何把握分寸,必须很好地斟酌,我建议更多地培养孩子的审美。

  而过度的开发少儿智力,会造成逆反的结果。有的家长巴不得将孩子培养成为天才,在我看来,冬行春令不对,少年老成也不恰当。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其特定的阅读需求,人为地打乱这一切,把所有的好东西、不好的东西,或者鱼龙混杂的东西塞给少儿,并不是一个好的教学办法。这方面需要教育家和一线老师的配合、引导,单凭大学教授是不行的。我曾参与过中学小学语文课程的编撰,结果发现大学老师很难分清楚6岁、8岁、10岁的儿童之间的阅读差异,大学教授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体会。

  人的一生很漫长,某个时段学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过程。循序渐进,指教育方必须配合孩子的心智成长过程。因材施教,指必须尊重学生们本身的材质和他的趣味。往往我们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不见得非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学习。把应该由青年人学习接受的知识放在少年阶段是不合适的。

  上述问题,需要教育家、心理学家和语文教学专家共同来讨论。我的体会是,今天的阅读以及对学生们的要求,明显比我们那一代人大大提升了。想想我在中学里阅读的东西和今天中学生的阅读是完全不对等的。今天孩子们的写作,与我们当年相比也要成熟很多。一方面他们的阅读量比我们多,另一方面世界也在变化中,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生活体会与他们已经大不一样。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解时代的变化,理解青年人的思考和趣味,然后来决定教学,这是必要的。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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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9 18:4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山河读出的思想地图

本帖最后由 laoji 于 2016-12-29 18:49 编辑

  李零的《我们的中国》无疑是2016年大家不得不读的书。

  以“中国”两个字为题目的图书近些年忽然多了起来。许宏的《最早的中国》与《何以中国》先后出版,梳理了二里头文化吸纳汇聚多元文化最终形成最早的“中国”的原因;葛兆光也写了《宅兹中国》一书,也是试图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李零在《我们的中国》的自序中更是直言自己竭40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研究古人对于中国的表达,研究历史地图上的中国。

  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他所写的关于自己的家乡山西的文字,更直接地说,是喜欢他写长治、上党以及太行八陉的那些文字。因为那也是我的家乡。他说,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请先从了解你的家乡开始。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吗?这要看怎样才算得上是了解。你心中是否有一个坐标体系,把自己的家乡放在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中打量?只有把空间的要素加进来,时间才会变得生机盎然;只有把时间的流逝放进去,空间才会有自己的穿透力。比如他经常提到的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线是王都线,从宝鸡到岐山、到咸阳、到西安、到洛阳、到偃师、到郑州再到开封,一线排开,全是古都;而38°线则是华夏御北的第一道防线,包括石家庄、太原、榆林和银川;41°线是长城线,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是华夏御北的第二道防线,京包线上的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在其上下。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家乡放在这几条线上观察?

  我经常穿越的太行山,在我的眼里只是峭壁林立的大峡谷,而在李零眼里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线,他可以根据这三条线,把太行山分成三段,这样著名的太行八陉就很科学地分为南三陉、中二陉、北三陉。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太行当然也要横着看,于是他看到了太行两侧的水、路、城,看到了墓葬、寺庙、关隘……从地理上的地图,他又看出中国的学术发展地图是东学西渐,先秦的很多思想是山东传河南、再传山西、再传陕西,然后才有了第一次大一统。

  只要提及太行八陉,自然就会提到上党,因为它高踞太行顶端,与天为邻,故称上党。这里关山险固,既可自保,又可东顾临汾,北攻太原,实乃用兵之地。古人把太行山比作天下的脊梁,而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上党,我生于斯长于斯。

  浊漳河是上党最大的一条河,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漳水分清漳、浊漳。二水在河北涉县南端一个叫合漳村的地方会合,向临漳方向流。临漳我是知道的,因为它的西南有邺城,是曹魏的首都,而邺城南面是安阳,安阳有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首都……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看自己的家乡,已经可以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和历史的烟云联系起来了。

  李零对家乡的爱发自肺腑。他强调的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说我们可以把山西看作一个由两条直边和两条斜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好像一颗晶体结构分明、切割整齐的宝石,镶嵌在中国大地,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中条、王屋,北有管涔、恒山,黄河绕其西侧和南面,真是表里河山。

  对,表里河山。它不需要来和其他地方划分界线,因为它的山河天然地将它与别人区别开来。

  当然,一本书是否吸引人,还要看他的文字是否有特点,李零的文字是让人过目不忘的。比如他讲到在春秋战国,人的姓氏本来是根据母系认定的。在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只有母亲是秦国人,在秦国出生,才算秦国人。但到了战国时期,就混乱了,出现了许多外来人口和客卿。说到某个人时,就得说他的祖籍、出生地以及居住地了。古人有以封地和居住地命名氏的习惯,住的地方换了,氏都跟着变,于是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氏。商鞅祖籍是卫,后来在魏国、秦国当官,所以人们既称他为卫鞅,又称为商鞅。先秦诸子流行游学游宦,而流动的走向是大国。李零说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流浪者,康有为有个印章,说自己“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傅斯年也说自己“四海为家,六亲不认”。

  不错,我们现在看见的历史都是简化的,真实的历史其实是一笔一笔的糊涂账。历史学家满足于自己的快刀斩乱麻,短平快地把历史裁剪成现在的样子了。偏偏我们不满足于这样的框架,希望可以通过考古、通过自大的行走来添枝加叶,来偷窥其背后的故事,这其中的乐趣,这些年是让李零“得意忘形”的吧——当然,“得意忘形”是褒义词,因为只有忘记了它原本的固定的形状,笔下才会有历史的大开大合,有了然于胸的意境吧!

  让我们打开地图,轻舒慢卷,从右往左,从上往下,看一看自己的家乡在辽阔的世界处于什么格局,再想一想历史上它的波澜壮阔……


(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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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8 08:49:30 | 显示全部楼层

让乡野都有读书之声

  安徽省的皖东地区,是一块文化底蕴丰厚而又满含着历史酸甜苦辣的土地。由于位处江淮丘陵地带,从农耕角度看,这里不如黄淮平原易于耕作,也不如江南那般饭稻羹鱼;从历史角度看,这里经常成为历史学家笔下的“边荒地带”,战争频仍,狼烟四起,特别是南北朝及南宋时期,这里成为拉锯战的战场,兵匪横行,民不聊生。长久下来,皖东地区常成为物质与文化发展的滞后地带。但这里又是一块人文底蕴丰厚的热土,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里,是欧阳修《醉翁亭记》所描绘的至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象征地——小岗村所在的地域。

  定远县是皖东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定远县的蒋集镇虽然经济不发达、文化不兴盛,但却哺育了一个孤儿金兴安。数十年后,这个金兴安知恩图报,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建立了蒋集镇农家书屋,为这里的文化建设带了个好头,方便了农民尤其是农村孩子的阅读。金兴安的“义举”与政府文化建设的构想不谋而合,感动了无数热心人、感动了无数有责任感的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蒋集镇农家书屋已经建设成为藏书数万册的文化阅读场所,为当地农民生产致富、当地农民子弟展翅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动力。

  这就是李朝全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为我们展现的发生在皖东地区的一个动人故事。《国家书房》全景式地描述了在党和政府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以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农家书屋为代表的安徽省农家书屋蓬勃发展的现状,突出展现了以金兴安为代表的安徽省农家书屋的奉献者的感人事迹,并在此基点上延伸开去,宏观描画了全国农家书屋发展的现状。这本《国家书房》我读了几遍,每读一遍,都会为书中人物所感动;每读一遍,都会引发我对于全民阅读的进一步思考。在国家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的时代,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恩图报、回馈乡里,不仅仅是朴素的耕读传家、个人奋斗,更折射了中华民族在全社会层面上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诚如此书所言,全民阅读是一项国家战略,是一个百年大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通过阅读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全国60万个农家书屋,势必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支点,特别是成为服务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化支点。书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读书是对人类智慧的致敬,也是对历史、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全民阅读来奠定厚实的文化基础,没有全社会特别是文化知识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的文化提升,民族腾飞的那股动力势必难以持续。

  《国家书房》由点而面,场景深阔,内容厚实。作者曾十多次前往安徽及全国各地,深入基层,采访采风,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使这本书成为深化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本应“富而知礼”却常见精神困惑甚至道德滑坡的社会现状,为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奏响的一支洪亮的进行曲。


( 许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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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6 11:49:13 | 显示全部楼层

因为他,“鸡不啄米”的晴隆脱贫了

本帖最后由 luhuitou 于 2017-3-16 11:50 编辑

  前些日子,我几乎没有间断地读完戴时昌的长篇报告文学《姜仕坤》,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敬重之感。这是对生活、对人的敬重。此时也才意识到,这种“敬重感”值得珍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活的认知常常被怀疑、调侃、烦躁、亵渎乃至斥骂所左右。

  这本书不夸张,不煽情,不受社会风气的拘羁,没有宏言大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语言刚劲清和,又极具地方特质,用扎扎实实的人和事,以朴茂坦荡的精神气格,坚实饱满的创作情绪,慢慢清除了读者被信息爆炸弄脏弄乱的心绪。心先是静了下来,然后热起来,随之被打动、敬重便油然而生。在信息迷乱的当下,只有端劲磊落地道出生活的真实,才能深合世道人心,也才能真正折服读者。

  近年来国家着力推行一个观念:“脱贫攻坚”。纵使从1949年计,贫穷已延续半个多世纪,涉及数十万乃至数亿人,贫穷竟如此“持久”,确实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时候。然而,所谓“物质极大丰富”的商品社会中人,特别是现代城市人,还真的能理解什么是贫困吗?

  这本书告诉人们,什么是现代社会真正的贫困。贵州是平原面积很少的省份,被称为“喀斯特王国”。全国最贫困的县:晴隆,正是坐落于黔西南的大山里。大山上有小山,小山上乱石如麻,光秃秃的山崖裸露于蓝天白云之下,满目苍凉。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中,依稀有些泥土,可以种上一窝包谷,“春耕一大坡,秋收几小箩”。书中有个令人称奇的细节,晴隆的鸡不啄米。因从未见过米,不知道大米是可以吃的。由此可以想象人穷到什么地步了。有的农民甚至没有锅,或几家共用一口锅。俗语形容最倒霉的人是“喝口凉水都塞牙”,连位于半山腰的晴隆县城,用水都要限时限量。

  贫困,贫困,“贫”与“困”常常连在一块。他们又被“困”到什么程度呢?是实实在在地无路可走,闯险道曾摔死过两个乡镇干部,像兰蛇坡上的村落,地处海拔近2000米,“山高,坡陡,谷深,不通电,不通水,不通公路”。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卫生组织实地勘查后得出结论:“晴隆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往高处走”,谁不想住好地方?晴隆百姓的祖先当初选择居住于此,肯定有不得已的理由,其子孙后代辈辈苦守于此,证明了另一种道理,对于中国的穷苦百姓来说,何处“适宜”,何处不“适宜”?既然“适宜”的地方住不了,不“适宜”就是适宜。民间还有句老话,“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一年年延续下来,当贫困成为一种习惯,若想改变现状,须首先转变观念。贫困很大程度是困在观念上。

  因举世尽知的贫困,许多年来晴隆接受救济多,本身开发少。没有开发也并非没有好处,首先没有走弯路,没有破坏,没有污染。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的思维的深入和拓展,再加上别处开发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晴隆的灵魂人物,开始重新认识眼前的这片大山:海拔最高2000余米,最低处500多米,落差达1480多米,形成一个个高山峡谷。年降水量在1050—1650毫米之间。这个数字称得上是雨水充沛,只因丰于石而歉于土,使传统农业没有优势。而发展草地畜牧业却得天独厚,在整个中国南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

  即便是北方产羊的盛地内蒙古、新疆,年降水量也只有150—450毫米,因水少土干,羊吃草几乎连根拔起。被羊啃过的草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再加上冬季漫长,一年只有五六个月能在户外放牧。而晴隆山体破碎,学称“石漠化”,经过实验却适宜种草。草长起来还可以把裸露的岩石覆盖,使秃山变绿。由于年平均气温14.6摄氏度,一年四季都可让羊吃鲜草。所以晴隆的羊高纤维、低脂肪,肉质极佳。有个小实验谁都可以做,到北京吃涮羊肉,肉一进锅很快会泛起一层黑沫子,而晴隆的羊肉,从头涮到尾都不会起黑沫子。

  但,真正的脱贫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草的种植和管理,选择羊的品种以及繁育、饲养和销售,最终还要进入市场,形成商业规模……当一个科学的又是务实可行的思路确立之后,这个最穷的地方就可以吸引脱贫不可或缺的各路精英人才。比如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研究所硕士毕业的刘树军、伊亚莉夫妇,没有像他们的许多师兄一样设法留在北京,而是毅然投奔了晴隆大山,一头扎进国外优质羊与本地羊的杂交扩繁研究。在此之前,国内优质羊品种多依赖进口,一只种羊进口价要3万元左右。以刘树军为首的团队采用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等技术,培育出适合南方喀斯特草地畜牧条件的优质种羊,直接将其命名为“晴隆羊”。每只售价仅5000元,满足了全国对优质种羊的需求。而且品种不断改良升级,2016年一年,第五代“晴隆羊”的种羊数量,就超过了5000只。此是后话。

  当地有些特殊地区不能种草养羊,还可以种茶树、矮秆烟叶等等,总之要让可利用的土层,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好主意有了,要说服农民却并不容易。他们觉得种包谷虽然吃不饱,只要年景不是太差就饿不着,何况每年国家还给点救济粮,苦得实在,穷得牢靠。几辈子都是吃半碗稳当,就不要贪图冒碗,冒碗也容易翻碗……还有,既然被“困”得走投无路,就必须修路,修路难免要占点地,占了谁家地县里给补贴,不要补贴的还可以置换别处的土地。有的农户签了协议、拿了补贴,到开工时却挡在挖掘机前不让施工。千难万难最后好不容易修成一条功德无量的大道,有些农民竟在路面上晒包谷、晾柴火……一位基层干部气坏了,脱口说了一句“刁民!”当即被县长姜仕坤历声呵斥:“没有刁民,只有刁干部!”

  姜仕坤说话办事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脱贫是脱老百姓的贫,把利益全部让给群众。不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项目都是短命的。这不是随口而出的大话,是需要长期以行动兑现的立场和感情,最底层的百姓已经厌倦了空泛的许诺和漂亮的口号,他们不只是听上边有什么新说法,还要有日久见人心的真性情、真作为。姜仕坤这个年轻的苗家汉子,坦荡又敏感,谨慎又急切,他进农户必先掀锅盖,看看这家人吃的是什么?陶金翠家却连锅都没有,他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她手里:“先去买口锅,把年过了。”有个农民跟他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养头猪,过年时把它杀了。姜仕坤领了工资先去买了头猪,给那位农民送去……

  一个全国知名的穷县,一天到晚会有多少“穷事”!光靠他那点工资能帮几个人,脱贫更需要他的智慧、他的精力。他常常在深夜一两点钟开会、碰头、给相关的人打电话。他每天都可以晚睡,也可以少睡,但清晨必须早起,天天有一大堆事顶着他的门口。赶上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他就是想睡也睡不着了,担心羊的安全……现代人大都活得精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惟他40岁出头看上去倒像60多岁。晴隆大山的石漠化治理得差不多了,他脑袋上的头发却快掉光了,他的脸总是灰扑扑的却又精力充沛。累死的人有个特点,到垮的那一刻都精力充沛,倒也要往前倒。因为他对工作经常处于一种痴绝状态。

  这是一部有精神的书,写了一些有精神的人。没法不感动人。

  姜仕坤常说“脱贫攻坚输不起,决不能败!”输了就会更穷,还会失掉老百姓的信任,成为历史罪人。既是“攻坚”就难免会有牺牲,去年姜仕坤刚满46岁,就倒下了,清风两袖,寸蓄皆无。

  不知多少辈儿都穷得叮当响的晴隆农民,却有了积蓄,当农民破天荒地一次拿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现金后,声称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舍不得存入银行,鼓鼓囊囊地放在身上,想起来就数一遍。有时“钱瘾”犯了,哪怕当着很多人也要数一遍怀里的钞票,也不怕人嘲笑显摆,但这也印证了当地民风淳厚,扒手和骗子少。

  如今晴隆的农户人均收入已达12000元。不说茶和烟,单是草场已有70万亩,晴隆羊的生产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存栏100万只,出栏120万只。这是本地湖羊综合澳洲白羊、杜泊羊和科尔索羊的优点,杂交繁育出的第五代“晴隆羊”。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晴隆模式”,“突破了中国南方8省石漠化地区451个县2.2亿人脱贫的困境,为我国南方喀斯特岩溶山区治理石漠化、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读完这部书不由人心生感佩,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真有忘我的无私的好干部。当下有世风败坏、贪腐之害严重的地方,但社会仍在发展,生活能照常前进,恐怕跟有姜仕坤这样的基层干部,支撑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不无关系。


(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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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 14:16: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到园林,怎知景色如许(序与跋)

本帖最后由 mtk 于 2017-5-2 14:19 编辑

      

  中国古典园林实为“文人园”,秉承自古传承的文化传统。士大夫、文人、画家或造园家拥有、设计并建造了文人园,他们精通诗词歌赋,在书画、戏曲方面造诣颇深,雅好自然,喜欢寄情山水以避开喧嚣。

  《中国文人园林》是迄今为止已故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园林著作中最为厚实的一部译作。陈从周先生既是教师、散文作家、画家,也是继承明清传统的造园家。本书的中文原著堪称这位“中国园林第一人”对文人园倾情描绘的精粹所在。全书以《说园》(共五篇)开篇,也正是这五篇文章奠定了陈从周先生20世纪中国园林大家的地位。陈从周先生继承了明朝造园家计成的衣钵,而他在中国古代园林著作上的成就令这位前贤黯然失色。计氏之《园冶》是世界上首部造园著作,《说园》五篇的内容比《园冶》愈加广泛且深入。本书第一部分“造园准则与美学”收录的其他七篇文章更是超越了造园本身,讲述文人园与中国诗文、绘画、书法、昆曲和居住者日常生活的微妙联系。在本书第二部分“天人合一”收录的13篇文章中,陈从周摇身一变,成为儒雅的导游,引领读者游园赏景,分享他的日涉之趣。他引导读者一同探寻幽深之处,抑或沿曲折的水岸、游廊领略不同的风景,一路走来,逸闻趣事信手拈来。同时,选址、布局、借景、静观、动观、叠石、建筑等构园技巧也随之一一道来。本书简要提及或详细描述的园林、景点有几百处,引用古典文学、诗词散文作品过百,涉及的士大夫、作家、画家、造园家或园林主人则不胜枚举。如此丰富的信息,加之作者引人入胜的文字,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均能据此管窥中国园林造园的方方面面。即便身处斗室,读者诸君一卷在手,也足可神游名园,嗅花香、临清池、品假山,体会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诗情画意。

  陈从周先生的博学多才得益于良好的学习成长背景。他5岁破蒙,7岁进私塾,每日从早到晚读书背书,午后习字,隔三天学习造句,寒暑不辍。到年终则背年书,将一年所读之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他在《书边人语》里回忆:“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然而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我背书与写字的功夫、基础是这时打下的。”10岁那年,陈从周改上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插班入三年级。同时,母亲又将他托付给老姑丈,每日放学后读古文,《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等,统统要背。博闻强记使他学习多种知识皆感到轻松愉悦,也激发了他更大的学习兴趣。他自年少就学习绘画、裱画、花艺,把玩小盆景;喜欢看建屋造园,从断木到架梁,从选石到叠山。如此经年累月,获得的知识技能极大扩充了他的信息库存。

  学生时代他常去老师家中,看老师的藏书手稿,学习课堂中学不到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他事师必谨的态度。有些老师有点脾气,但他毫不介意。“色愈厉而礼愈恭,人家还是乐于教导的,娓娓清谈,其中真有极宝贵的东西,都是他一生总结下的经验。一语道破,豁然开朗。”没有谦恭的态度,“又如何能得到前辈的垂青呢?”这一美德每每为他在恰当的时候赢得恰当的老师。正因他心诚,并能逐页背诵中国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的《〈营造法式〉注释》,梁就主动收他为徒,二人谊兼师友。

  而文学则给陈从周打开了文人园和古建筑的大门,玉成了这位理论家和践行者。他在1984年的《灯边杂忆》中写道:“今天回忆起来,我因喜读李清照的词,进而读了她父亲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这位李老太爷还是我研究园林的启蒙老师,他不但教导了我怎样品园,怎样述园,而最重要的,他的文采使我更加钟情于园。因为文章中提到《木经》,因《木经》知道了《营造法式》,找到了《营造法式》,我的大建筑课本就有了,但是看不懂。我再寻着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我们古建筑的老一辈的文章,有了说解,使我开始成为一个私淑弟子。后来又进入了他们的行列,终于成为我终生事业。谁也料不到我今天在古建筑与园林上的一点微小成就,这笔功劳账还要算到李清照身上,似乎太令人费解了,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显然,正是缘于他的这次事业转型,20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一位园林大家。陈从周擅长用经典的文学语言阐述文人园的准则、美学和造园技巧,这在这本汉英对照的《中国文人园林》中已得到验证。本书主题简明,话题丰富,行文半文半白,与李格非、张岱、袁枚、李斗等散文大家功力相当。凭着过人的记忆力,书中每篇文章都是一气呵成。正因此,原文的注释很少,仅有的几条也不像注释,更似事后所加。旁征博引,却无暇点明题目和作者,对古人和同代好友皆以字号呼之。古典文化修养较高的中文读者完全可以享受愉快的阅读,增广见闻。对这类读者而言,书中那些“省却的部分”,他们或者认为理所应当,或者不愿为此类琐细的东西打断其顺畅的阅读。

  作为读者,我很享受顺畅阅读本书的乐趣;但作为译者,要给中外读者奉上尽量与原作相应的英文,就不能忽视上述省却的文字。若这些“琐细的东西”、历史文学掌故、术语在英文中没有体现,对中国文化生疏的外国读者难免感到此书晦涩艰深。

  本书译事的关键在是否能将原作征引的古典诗文译成准确的英语。这是翻译任务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翻译了大部分,同时也引用世界顶级译者的翻译以为本书增添风采,包括理雅各的《诗经》《四书》《易经》;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霍克斯的《石头记》,白芝的《牡丹亭》,白伦和江素惠的《浮生六记》,艾丽森·哈迪的《园冶》,杨晓山的《洛阳名园记》等。

  《中国文人园林》(汉英对照版):陈从周著;凌原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文为本书“译者絮语”,编发时有删节。文中配图为书中插图。


( 凌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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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6 06:48: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书自远方来

本帖最后由 shitu 于 2017-5-16 06:50 编辑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本次展览展出了英国标志性作家的9部手稿、2部早期印本,涵盖诗歌、戏剧、小说三个领域。它们当中,有的是从英国漂洋过海而来的孤本原件;并且,首次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些作家作品的中文译本、改编本等相关作品与原作手稿联袂展出,给中国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呈现了一场经典文学的盛宴。
               
  大英图书馆虽然闻名于世,历史却相对年轻,1973年由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几个国家级的图书馆合并而成。说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我们就十分熟悉,因为该馆巨大的圆形阅览室是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查阅图书资料的地方。

  大英图书馆收藏极丰富,这次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展品以手稿为主,书只有一本,即印制于1599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莎士比亚还活跃于伦敦戏剧界,他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就在那一年建造了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电影《莎翁情史》呈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和剧坛特点,并巧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部分场景,讲出了一个温暖而不失悲剧性的爱情故事。莎士比亚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已经确立了至为崇高的地位,称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喜爱的作家,并不过分。马克思在1859年将“莎士比亚化”对比于他所反对的“席勒化”,这一区分至今还有待我们深刻认识。与莎剧有某种关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次来展出的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仲夏夜之梦》乐谱,就是其中之一。英国没有出过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的伟大音乐家,但布里顿是20世纪英国音乐界的大家,该剧也在我国上演过。

  在中国,这些手稿作者中名气最小的大概就是吉尔伯特和萨利文了(前者是歌词作者,后者是作曲家)。两人在19世纪下半叶合作的十几部轻歌剧,集文学、音乐与戏剧于一身,风靡英伦,号召力绝对不在莎剧之下。我国电影观众非常喜爱的《音乐之声》就是从他们创立的轻歌剧发展而来的。夏洛特·勃朗特《简·爱》的手稿也来到北京,我当年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再版的李霁野译本。改革开放不久,城市里甚至出现过“简爱帽”。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中国也特别有缘分(如徐志摩被称为“中国的雪莱”),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之所以说“鲁迅和苏曼殊切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地平线”,就是因为拜伦的《唐璜》在中国象征了一个转折点。这恐怕是英方策展人士完全料想不到的。拜伦是英国贵族,相貌堂堂,极有诗才,在《唐璜》里讽刺英国各种头面人物毫无顾忌,被桂冠诗人骚赛称为“撒旦诗派”领袖。拜伦想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却壮志未酬,1824年因病去世,年仅36岁。看到《唐璜》手稿上诗人洒脱有力的笔迹,我深为震撼。《唐璜》第三章中的《哀希腊》在上世纪初的读书人中流传极广,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都曾译过,他们想借此诗激荡国人知耻奋进之心。请看苏曼殊译文:“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吾生岂为奴,与此长终古!”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是清末民初介绍外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章,也是民族独立、国民性改造话语的源头。摩罗即佛教里的魔鬼,基督教里的撒旦。摩罗诗派以拜伦为宗主:“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警告国人不能以历史悠久为自夸的资本,《阿Q正传》的基调正是从《摩罗诗力说》开始的。

  鲁迅也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翻译家。他主张直译,也包含着文化乃至思维形式改革的用意。鲁迅的翻译作品要比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多得多,他主要译介俄苏文学和东欧小国文学,但是要说他与英国文学无关,那就错了。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卷首就是雪莱的一首诗,大意谓诗人在歌里教的就是他们在苦难中学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中有很多英美文学和文化政治的内容。这些书现在几乎没有人读,非常可惜。我们还可以问一问,鲁迅的翻译与创作有何关系?哪些内容触动了他?

  《思想·山水·人物》里还有这样一句:“所谓青年而读裴伦,中年而读渥特渥思。”这位“渥特渥思”就是比拜伦年岁稍长的华兹华斯。这次展出中有名诗《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的手稿。华兹华斯自比在天上漫游的孤云,不是借此强调自己如何高洁,不被人理解,感动读者的是诗人的一片好心情:“突然我看见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波荡。”我国古代诗人吟咏花草,经常有所谓“寄托”,不免有一点孤芳自赏。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暗喻自己如何美好,“一任群芳妒”。钱锺书和杨绛对这种诗人的自我欣赏有过质疑,但与自我怜悯、自我欣赏相联系的审美习惯已经深入到集体无意识,不大会有专家就此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华兹华斯能够“看见一大片鲜花”而喜,也可以给我们一点不小的教益。到过英国的人都会对那里春天的水仙花有深切的印象,难怪诗人在最后说,当他独处的时候,想到这个景象,“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另一位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绝顶聪明,但是意志薄弱。他的《文学传记》上世纪中期在英美学界成为批评理论的圣典。柯勒律治的歌谣体叙事诗《古舟子咏》手稿这次也来到北京。这首诗最初发表于他和华兹华斯合作的《抒情歌谣集》(1798年),比《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在英国诗史中重要得多。诗中的象征主义和复杂的伦理议题至今还在吸引众多学者。

  宋代以降,中国流行包公故事和公案小说,这为福尔摩斯在20世纪头几年登陆上海铺平了道路。福尔摩斯讲科学,重证据,他的工作“程序”也有功于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国人经过比较才发现,“逼供信”(所谓“屈打成招”)伤及无辜,危害太大。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是颇有成就的医生,也是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他的职业特点反映于他清晰整齐的笔迹,从参展的手稿《失踪的中卫》中可见。通过别人的文学可以认识自己,从而警醒,改变。这恰恰是上世纪不懂外文的文化名人林纾用文言翻译外国文学的用心所在。林纾善于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本国文化,尤其是习焉不察的价值取向,多有惊人之论。

  最后必须谈谈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手稿。以《左传》《史记》《汉书》和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传统,林纾视之如生命。他在1919年致函蔡元培,抨击激进学说,捍卫古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但是林纾也从一百多部自己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和柯南·道尔)的细节中发现,仁义礼智信等价值是天下公理,不为中国一国所独有,他因此不主张作“华夷之辨”。1907年,林纾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有一套英文狄更斯小说全集的魏易合作,翻译出《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林纾在译本上写一短评,如此开始:“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划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这里所形容的正是描写普通民众生活(“下流社会之人品”)的现实主义笔法。《滑稽外史》里主人公之母丑态百出,善于比较的林纾发现了作者有胜于古文传统之处:“每有所言,均别出花样,不复不沓,因叹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他在为另一部狄更斯小说《孝女耐儿》(今译《老古玩店》)作序时说,即便是《红楼梦》也有短处,书中描写大户人家的盛衰让人叹为观止,但是“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之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林纾1924年在京病逝,离拜伦去世整整一百年。郑振铎很快发文纪念林纾,还举出林译小说的三个贡献。首先,读者了解到“‘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其次,中国读书人不再妄自尊大,认识到欧美作家不输于古文家心目中的司马迁。再者,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我还想加上一句:从此之后,小说家乐于写贫民百姓的生活,“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不再束缚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江湖好汉题材。

  在这次展览中,还有几本中方提供的莎士比亚作品集(包括一本17世纪后期的对开本),十分珍贵。它们竟然全是巴金捐献给国家的。巴金的藏书一直有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往往也是翻译家。中国现当代作家立足本土,主动吸纳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营养,百年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有书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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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6 07:1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鲁迅阅读心史

本帖最后由 优游 于 2017-5-26 07:18 编辑



      
      
  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分别为《朝花夕拾》《坟》《中国小说史略》《彷徨》《死魂灵》(译作)《鲁迅全集》的封面。
  制图:张芳曼

  99年前的5月,《新青年》月刊发表了鲁迅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冷峻,犀利,《狂人日记》像一道闪电,穿透铁屋中的黑暗,照见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现代意识由此照进文学中国的现场。百年来,鲁迅之眼的审视,仍以其冷峻的反思和犀利的自省,鞭策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砥砺前行。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鲁迅的理由所在。
    
  
  “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是小说中的“我”感受到人力车夫愈走愈高大的背影后的感慨。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人力车夫”,他以甘愿蜡炬成灰的品格和默默付出的毅力,为民族性格的铸造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真正的经典不会被撼动

  和一些人的不以为然不同,我敬重那些致力于鲁迅研究的专家。一个民族伟大的经典作家,需要人们敬仰,更需要有人不懈地以专业的精神和水准去阐释和挖掘,使经典作家的思想、精神及艺术光彩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始终熠熠生辉。这种专业的研究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反而有一种飞蛾投火般的悲壮感,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这样的人和精神是必须要有的。至今还记得30多年前的某个冬日,我坐在一间简陋的学生宿舍里,从一本学术刊物上读到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完全被震到了!鲁迅还可以这样研究?研究者还可以如此全情投入地去抒写对鲁迅的认知而全然不见“论文”的固定格式。可见鲁迅研究界在那时已经拥有很多了不起的才俊。保持对鲁迅的阅读,蓄积“鲁迅研究”的愿望,也成了我个人长期坚持的信念。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鲁迅的议论从来没有停歇过。这种议论很多时候是无谓的纷争,也或者是刻意的对鲁迅的拉低。有过与鲁迅“断裂”说,有过将鲁迅作品从语文教材里大幅减少说,有过关于鲁迅的各种传闻八卦说,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中,鲁迅研究者艰难地前行着,“吃鲁迅饭”也成了这些“从业者”背负的“因袭的重担”。鲁迅研究者的身份受到质疑。

  在鲁迅身上赋予太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招致不少人的议论,并说成是让鲁迅“走下神坛”。然而另一种情形也并不让人乐观,即很多人只是把鲁迅看作一个作家,凡若不读文学,即有理由不问鲁迅。鲁迅作为民族精神之魂,远未深入人心。大约10年前我参加一个图书项目评审,有人对出版鲁迅辞典的项目提出质疑,理由是鲁迅不过是一个作家,为一个作家编辑辞典有何必要。我却认为,外国人可以为一本经典书籍编辑辞典,可以为一个作家如莎士比亚编辑辞典,我们为什么不能为鲁迅编辑辞典?这册厚重的《鲁迅大辞典》后来也成了我书桌上从未移开的工具书。文化界的认识尚且如此,鲁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就更值得探讨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同时代作家郁达夫在缅怀文章《怀鲁迅》里,就有这样评价鲁迅且论及国人应当如何对待鲁迅的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作家叶圣陶的悼念文章《鲁迅先生的精神》表达了同样的认知:“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荣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而这个,就是中华民族解放终于能够成功的凭证。”今天,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可,鲁迅作品是当代中国人阅读中持续不减的重点。鲁迅的创作、翻译、学术成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其价值和分量正被人们深刻认知,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他对提升民族性格的自觉努力,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泉,令人欣慰。

  鲁迅思想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现实性

  2016年,正逢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纪念座谈会上,我又一次听到很多鲁迅研究专家们对鲁迅及鲁迅研究的当代境遇提出诸多忧虑。而我则以为,这正考验和体现着鲁迅研究者的价值和作用。在我看来,鲁迅研究既有学术责任,也有向社会传播鲁迅的责任,在当前情势下,向社会传播鲁迅的责任更加重大,应当让社会公众充分认识鲁迅对全民族的意义。鲁迅形象在全社会到底有多高?到底是看涨还是看跌?大家的意见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否定鲁迅的声音更容易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研究界的学者也有责任,这个责任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术只当成学问,应该向社会传递鲁迅精神,视其为一种文化滋养,在某些历史时刻,鲁迅精神是火炬,是灯塔,全民族应为之骄傲,这样的意识需要通过鲁迅研究树立起来。莎士比亚研究也可以有很多角度和结论,但是当“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几乎成为一句谚语的时候,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讨论就设定了一个前提。鲁迅之于中国文化比起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化,价值、意义、重要性或许更高更大,但人们对其认识却难得有一个基本确认的前提。

  同时我认为,把鲁迅放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放在当代文学格局中阅读和研究很重要。鲁迅思想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其强大的现实性,在于他对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长久的“当代性”。把鲁迅的文学成就结合到当代文学中去,才能看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伟大。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追求,最后就体现在鲁迅的经典性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都是朝“鲁迅”这个目标去的,包括鲁迅自己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忽略同时代作家,而是说鲁迅集中体现、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和创作高度。鲁迅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鲁迅思想和创作高度的延展,如果没有达到那个高度,那就是他的余波。这才是一个经典作家的地位。

  面对一个经典作家,永远有很多阐释空间。鲁迅研究界具有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将鲁迅的思想、精神,创作、人生,以活的形态表达出来,让鲁迅形象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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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6 07:2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鲁迅思想活在人间

  近10年来,我努力想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人生和文学世界:他是在人间烟火中艰难生活的人,更是在凡俗世界里发出不凡声音的智者;他有时是靠一些微不足道的嗜好保持着生活的乐趣,又从这些琐屑中透露出豁达的人生观念;他注重工作和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并从这些微小和纤细中发现大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自喻名流者不以为然,对才华和成就并不大、但具有诚挚情怀的青年给予热情鼓励;他笑一切自以为是者,谦逊地对待自己的名声和成绩,但若有人刻意前来贬损,又毫不留情地给予痛击;他厌倦影响创作和工作的烦扰,又自觉承担起生活的重压;他冷眼看世界,内心却燃烧着无尽的热情之火;他不拒绝为了养家而做“公务”和教书,却又坚守着不可动摇的内心理想。他是痛苦的,更是清醒的,他体验着自己的苦痛,更关心世人的艰辛;他毫无情面地解剖别人,又时时更严苛地解剖自己;他敬重藤野先生的滴水之恩,也不回避对恩师章太炎由革命家“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惋惜;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论敌,但又要区分哪怕是一个群体甚至一个人不同时期的优劣差异,比如对刘半农,“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他与创造社格格不入,却又视郁达夫为朋友,因为郁达夫身上没有让他讨厌的“创造气”。他爱青年,以至于不希望他们无谓地牺牲,青年中的世故者又最让他痛心;他有深邃的思想,却愿意为文学青年做琐碎的编辑工作;他热情译介“摩罗”诗人雪莱、拜伦,又倾心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哲学;他劝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却又精心写下《中国小说史略》;他担忧娜拉出走以后无路可走,又担心世人庸居于自己的屋檐下不思进取,他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他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他的思想看似没有体系,他的精神却在始终坚持;如果时代进步到他所批判的弊端均已消灭,他情愿自己的文章速朽;他没有文人学者的习气,却从来都严谨地在书案前忙碌着;他没有博士、教授的头衔,却有一颗孜孜以求的进取的心。

  我不能系统地写下自己的阅读心得,但每次重读都仿佛是新读,同时又积累下越来越清晰的认知。鲁迅是鲜活生动的,活的鲁迅需要后人尽可能生动地表达出来。鲁迅还在,他是一个常人,却又为所有的常人们思考着命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大约是2007年吧,我写了一篇姑且算作谈鲁迅“吸烟史”的文章,这看似不入流的话题,并非无所谓的边角料,小而言之,它反映出鲁迅身上的“烟火气”,大而言之,它折射出鲁迅的生命观。我相信,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经典作家,从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人生世界,都会得到丰富的收获。从那以后的几年间,我先后伴随着阅读,考察了鲁迅的多侧面人生,写下了十多万字的随笔式文章。这些文章的努力目标是一致的,希望能从一个接一个的侧面展示鲁迅形象,从中看到他亲切自然的一面,又同时透视出他从不平庸的思想家风采,他是现实生存的拼争者,又是一个为了国家民族革新进步而斗争的革命家;他有多方面的才华,却又从来都是以文学笔触作为表达的根基;他一生中有过无数的笔墨争论,但其实包括论敌在内的同时代人早已认识到他对整个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他竭力反对身后留名,但80年来的纪念、争论,研究、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本身就是鲁迅思想、精神、创作魅力无穷的体现,是他留给后世的丰富遗产。

  作为一个专业的阅读者和业余的研究者,我留意自己能读到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和著作,从中获取有益的启发,也分析、规避不必要的学术腔调和研究上的重复,并且也希望有读者能从我的那些随笔文章中感知到一个仿佛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鲁迅。这些努力或许只具有个人印迹,但我相信为此努力是值得的。当今时代,文学繁盛,但高原之上期待高峰出现;信息密集,但思想绝不能以心灵鸡汤替代。既做改革创新的呼吁者,又要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既要有与深邃思想匹配的宏大创作理想,又要珍惜甘做“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的接力者;既要有砥砺前行的勇气,又要深知“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些都是鲁迅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力量,是他甘愿做中国文化前行道路上的“人力车夫”的耐力体现。

  在热切期待并追踪着当代中国文学辉煌成就的同时,始终保持对经典作家的敬仰和学习,真诚所至,心向往之。
  

(阎晶明)

  作者简介

  阎晶明,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出版有《鲁迅的文化视野》《鲁迅与陈西滢》等著作,发表过多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及学术随笔。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系中国小说家协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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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8 07: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转眼已是落英缤纷(一捧书香)

本帖最后由 shitu 于 2017-6-18 07:24 编辑

      
  周瘦鹃与爱莲堂。
  资料图片

      
  周瘦鹃盆景《鹤舞》。
  资料图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濂溪先生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堂主人则不然。莲花之外,他兴趣广泛得很,几乎无花不爱。所著散文集《花语》一册,恰似一部群芳谱,又似一座百花园,既含耀于芳春,乃吐香于劲秋,加上时时引录古人今人吟咏,实在雅得一塌糊涂。

  堂名爱莲,主人自然姓周。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说,周瘦鹃早年是位小说家,晚年是位园艺家。小说我看的不多,最先读到的是散文集《花语》,出版于199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有个说明:“本书内容大多选自我社1983年出版的周瘦鹃先生所著《拈花集》。”放弃《拈花集》的书名,改为《花语》,我不知道出版社的理由是什么,但是两个书名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拈花集》,因为有来历:“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此事见于佛家典籍《五灯会元》,周瘦鹃在《拈花集》前言里引用了这段公案,但自嘲“不过是拈花惹草,自娱娱人罢了”。

  说起花花草草的事,我记得在自家水井旁种过一株桃树,每到春来,也曾舒花满眼,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比不得“长年甘作花奴隶”的周瘦鹃。虽然如此,爱花爱景的心还是有的。那年去苏州,一路看去,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都看了,就是没能去紫兰小筑寻幽探胜,现在想来,依然抱憾不已。郑逸梅有篇文章,记述周瘦鹃和苏州园林的因缘:

  苏州园林,甲于东南,如留园、怡园、网师园、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尤有悠久历史。但若干年来,圮败不堪。解放后,由于政府重视,大事修葺,便请瘦鹃规画设计,那儿堂庑周环,那儿曲房连比,那儿嘉树映牖,那儿芳杜绕阶,不但恢复旧观,且又增华益胜,厥功是很足称述的。

  这样一来,我游踪所及的几处园林,都有爱莲堂主人的匠心了,未能亲历紫兰小筑的遗憾,似乎减少了些。紫兰小筑俗谓周家花园,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全被写入了《拈花集》。周瘦鹃尝自叙紫兰小筑的来历:

  我热爱花木,竟成了痼癖。早年在上海居住时,我往往在狭小的庭心放上一二十盆花,作眼皮供养。到得“九一八”日寇进犯沈阳以后,凑了二十余年卖文所得的余蓄,买宅苏州,有了一片四亩大的园地,空气阳光与露水都很充足,对于栽种花木很为合适,于是大张旗鼓地来搞园艺了。

  主人兴味偏何处?拈得花枝著意看!说是无花不爱,周瘦鹃对于各色花木情感上还是有亲疏的。喜欢莲花就不用提了,因为一篇《爱莲说》,他对莲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曾在文中三致意焉。又生平偏爱紫罗兰,老友秦伯未医师称他“一生低首紫罗兰”,背后原因缠绵悱恻,乃是一段鸳蝴故事,这里且不细表。偏偏不甚喜欢樱花,原因正是当年日军侵华,周瘦鹃亲历“八一三”的创巨痛深,曾赋诗明志:“花癖还须分国界,樱花不爱爱梅花。”赏樱虽盛于日本,论起源则自中国,唐朝就有了赏樱习俗。周瘦鹃因樱花而想到日本,进而因日本不喜樱花,怕是失于考证了。

  我老家是农村,从小亲近草木,本乡本土的草木名字大都知道。有些名字充满乡土气息,比如有种花,我们当地的叫法是“结桃子”,至于它还有什么名字,我想都没想过。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拈花集》中《好女儿花》那篇文章:

  往时没有蔻丹,女儿家爱好天然,将红色的凤仙花瓣,剔除了白络,加上一些明矾,把它捣烂,染在十个指甲上,用绢包裹,隔了一夜,每一指甲上变染成猩红一点了;因此之故,又有指甲花的别称。

  我这才知道,原来小时候院子里种的“结桃子”就是凤仙花!左邻右舍的姐妹拿它染指甲的一幕也瞬间重现!周瘦鹃特别喜欢凤仙花,因其亡妻胡氏名凤君。为了纪念凤君,他曾尽力搜罗了各色种子,种在凤来仪室外。

  网上流传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花园”。每个花园景致容有不同,相同的却是盛衰皆关人事。杜少陵早年游何将军山林,流连忘返,甚至想卖书典宅;后来颠沛流离,看到江边桃花一簇开无主,既爱深红又爱浅红,慰情聊胜于无罢了。白香山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卜居履道里,既有园林之胜,复有声伎之乐,引得后人艳羡不已。周瘦鹃以20余年卖文所得买宅苏州变身“种花人”,堪称异数。想当年,爱莲堂贵客盈门,甚至国家领导人都来一闻花香。可惜好景不长,及至“文革”肆虐,爱莲堂主人被迫自沉于井,周家花园里转眼已是落英缤纷。



(肖  遥) 


  
  ■小贴士
  周瘦鹃,原名祖福,号红鹃太瘦生(瘦鹃)。江苏苏州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
  1912年,毕业于上海民立中学,并留校任教。1913年起专事创作和编辑工作。1917年,出版翻译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所收小说《大义》,是第一篇被介绍到中国的高尔基作品。1921年,主编停刊多年的《礼拜六》周刊。该刊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中占有特殊地位,20年代红极一时。著有《亡国奴之日记》《花花草草》《花前琐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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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4 09:54:59 | 显示全部楼层

寻访,从藏书楼开始(读书论世)

本帖最后由 luhuitou 于 2017-7-4 09:58 编辑

      
      

  一个人与他的时代

  在读到《书楼觅踪》(中信出版社)之前,我唯一一次专程寻访藏书楼,是在2016年5月。那是一趟几乎注定一无所获的旅程,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在80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如果了解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应该猜得到我在说的是东方图书馆。它曾是民国期间全国最大的藏书楼,由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耗尽30年心血建立。却在日军入侵之初,因炸弹和恶意纵火在短短三天之内化为废墟。除了寄存于银行的5000册宋元善本,当时馆内共计46万册藏书,包括3万册珍本,全部灰飞烟灭。

  的确,这只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中的一场,但即使算不得多么虔诚的爱书人,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会感到心底隐痛。不去看一看它曾存在的地方,哪怕仅仅在那儿站上一小会儿,就无法释然。

  终于抵达上海宝山路584号时,我发现那里已成了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所在地。附近找不到一丝一毫往昔的遗存,甚至连一块写着“东方图书馆旧址”的指示牌都没有。透过关闭的大门,隐约看到院内立着一块文保碑,然而上面写的却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回来查资料才知道,原来1927年东方图书馆就曾是工人起义对峙的前线,只是当时作为总指挥的周恩来特别照顾到馆内藏书,才使其幸免于难——然而才过了五年,进犯淞沪的日军还是没有放过它。而之后这么多年,人们也没能以它原本的名字纪念这里。

  不清楚这样的损失,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下该如何衡量——的确,书籍常常作为商品被定价,出售、购买甚至投资,然而在商品的属性之外,它们还附带着另一些更加微妙的特质,难以描摹,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爱书人为其倾注心血。所以一座这样的图书馆的消失,也几乎等于几百上千年间无数爱书人精神生命的湮灭。

  1932年,张元济66岁,如此沉重的打击或许足以让一个老人陷入绝望。但他居然很快和几位同道学者组成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开始筹备重建藏书。自此直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复兴工作才再次被迫停止,而那时他们已经重新汇集了几千册国内外藏书。

  张元济于93岁高龄去世,一生历经清末、民国、二战、新中国成立,世事浮沉见证了太多,却从未消沉退避。事实上1949年,83岁的他都还在为商务印书馆的前途而奔走,直到12月底突然病倒。之后卧床10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东方图书馆未能重建,但他为了书籍的一生,足以告慰所有那些爱书者的灵魂。

  作为读者的寻访

  《书楼觅踪》和我之前预想的有很大不同。看介绍本以为是讲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历史,或许还会涉及书籍收藏经验,可翻开才发现,书中另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讲寻找藏书楼途中的见闻。甚至行文也不是学术腔的一板一眼,而是朋友书信般平白如话。

  这么说也许不够妥当,可作为一个没接触过藏书领域的普通读者,对这样的意外我其实颇感“惊喜”。因为自己对人文旅行的兴趣确实更大一些,对于入门级的历史遗迹爱好者,书中的信息几乎就是寻访的“秘笈”——毕竟老藏书楼所在的地方,常常是一座城市或村庄人文底蕴最深厚的区域,找到了藏书楼,也就等于接近了当地文化的核心。或许这不是作者本意,却在无意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收到书后的一个月里,我和朋友按照书中的地址,去找了上海的几座老藏书楼。第一次是去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王大隆故居“蛾术轩”。尽管之前就拍过那里的老建筑,可直到为书中的介绍专程再去,才意识到校园的角落还隐藏了一大片民国老房子。虽然人去楼空,甚至比几年前作者所见更显残破,但往昔的底子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第二次出行的目的地是著名的书隐楼。但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抵达时大门紧锁,即使绕到后门仍然无法进入。而且围墙极高,甚至连从门缝或墙头眺望的机会都没有。所幸书隐楼所在的小南门区域非常完好地保留了老上海巷弄生活的原貌,在附近随意走走仍有很多收获,正是“书楼觅踪”之外的附带福利。

  除了书隐楼,小南门一带另一座藏书楼“宜稼堂”也在书中介绍过。只是那里后来用作民居,经历过多次改建和拆分,已几乎看不出昔日风貌,倒是住在里面的居民热情地和我们聊天,据说上世纪70年代起他们就在这儿生活了,刚搬进来时院内比较开阔,后来为生活方便,每家都加盖了小厨房,现在院子已经几乎被杂物填满。

  曾读过一篇作者的专访,提到有人认为书中图片不够“美观”。可作为一个走过一些古村落和老街巷的读者,韦力先生未经雕琢的镜头反而更让我感到可贵。因为你可以确信,自己去时所见也就是那样。

  但我们确实越来越习惯看到“美化”后的配图了,在纸质阅读时尤甚,仿佛非如此不能让人产生兴趣,甚至显得不够“专业”。然而如果不尽力还原实景,表面上的美与假古董何异?

  不止藏书

  《书楼觅踪》中提到的藏书家里,袁枚是尤其有趣的一位。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小心翼翼把书“藏”起来,反而选择在有生之年让它们散掉。对此他的解释是:

  古之藏书人,当其手钞缣易,侈侈隆富,未尝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后子孙,有以《论语》为薪者,有以三十六卷沉水者,牛宏所数五厄,言之慨然,今区区铅椠,得登圣人之兰台石渠,为书计,业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见功,宾朋因之致谢,为余计,更幸矣。

  简单讲,就是反正世事无常,不如趁着书还在时送到不错的归宿,让大家都能开心一下。

  道理不难明白,做到却太难,身为藏书家而如此对待藏书,则几乎是矛盾了。但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一个人会成为藏书家,并不仅仅因为藏书的量。藏书之乐中虽然包括了占有欲,藏书本身却并不是那个终极目的。

  读这套书之初,我也困惑过作者寻访这些散落的老藏书楼是为了什么?如果为藏书,老藏书楼中的绝大多数早已无书可收,甚至连建筑本身都不复当年风采,不止一处几乎沦为废墟或面目全非。为保护吗?有这一层意义,可还是有太多保护已经迟了,甚至连白跑一趟的情况也有……

  望向内心,之前那次徒劳的东方图书馆寻访,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

  我知道世间无物常驻,而书籍尤甚,很难再找出什么比单薄脆弱的纸张更容易消失,却也再没有什么比纸更适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承载物。然而没有人爱书是因为爱纸,自然也没有人藏书是为了藏纸。建造书架、书房、图书馆或电子存储物,说到底这些与纸一样,我们珍惜它们,仍是为了安置那个精神的世界。

  的确,承载物的损坏或消失,会让精神的世界受损,可那不意味着没有什么留下。因为守护者与它们相伴的过程也会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东方图书馆的旧址不只是因为藏书才值得探访,更多的是因为有过张元济这样一位看护者。同样的,寻找、记录那些老藏书楼,也是因为千百位藏书家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他们不仅在看护书籍或藏书楼,也是在承继前代守护者们的文化责任。所以只要旧地重游能感到离这样的力量更近了一些,存在过的就不会彻底消失。

  我想,这就是书楼觅踪的意义,也是那些历史遗迹会吸引我们的原因。感谢藏书家韦力以一己之力,替我们找回了它们。


( 刘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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