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寻踪

优游

庐山东南白鹿洞

记者  卞民德

白鹿洞书院。 　　卞民德摄

　　庐山东南，五老峰下，密林掩映千年书院白鹿洞。

　　若不是九星公路上一块醒目的标牌，许多人怕是不会注意到通往书院的那条岔路。车行1公里左右，便可见白墙灰瓦的院门，上书“白鹿洞书院”五个大字。四周参天古木庇护，山溪擦肩而过，这片6000平方米的建筑群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方知“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的赞誉的确不虚。

　　追根溯源，白鹿洞初为唐代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相随，人称白鹿先生，加之周围四山环合，俯视似洞，遂得名白鹿洞。唐长庆年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白鹿洞创建台榭，遍植花木，引得四乡文人往返不绝。北宋初年，江州乡贤在这里办起书院，“白鹿洞书院”自此得名。

　　千百年来，白鹿洞书院历经风雨沧桑，但兴教讲学的香火却得以延续。尤其是南宋淳熙六年，一代鸿儒朱熹出任南康知军，自任白鹿洞主，筹置学田，编制课程，使白鹿洞书院达到鼎盛。现如今，白鹿洞书院依然保留大量朱子遗存，建有朱子祠。白鹿洞书院曾有洞主上百位，虽朱熹仅待了两年多时间，其地位却是其他洞主难以撼动。在这里，朱熹建立了严格的人伦秩序，即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贯彻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义理，成为南宋以后700年书院办学的样板。书院仅有一间可容纳数十人的教室。究其原因，则是古代教学以分组讨论、个别传授、升堂讲学三种方式互补，不似集中上大课的现代教育。

　　通观书院建筑，主要由五组通连的古代院落组成，即先贤书院、礼圣殿、白鹿洞书院、紫阳书院、延宾馆。主体建筑为棂星门、泮池、状元桥、礼圣门、礼圣殿。始建于明成化二年的棂星门，是书院内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初为木构建筑，后改为石柱牌坊，门为花岗岩石，六柱五间，二层石梁连接，中梁刻有缠枝牡丹，石抱鼓护柱，饰海波纹，刀法粗犷简练。古代传说“棂星”即“文星”，取人才辈出之意。穿过礼圣门，便见礼圣殿。里有孔子行教立像，后壁左右分立朱熹所书“忠、孝、廉、节”四字碑刻，殿中左右有线雕四圣：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左右两侧壁有十二贤线雕石质小像。礼圣殿主体建筑为宫殿式砖木结构，殿内20根大木柱支撑，浮雕缠枝纹饰，为明代遗物。殿中四柱三间，殿壁大木柱12根，以砖砌壁，周环以廊，重檐九脊，斗拱交错，气势庄严。由御书阁、明伦堂、白鹿洞和思贤台构成的一组建筑，即为“白鹿洞书院”。其中，御书阁始建于南宋，现存者为康熙年间重建，用于珍藏当时御赐的《十三经注疏》、《古文渊鉴》等书籍。

　　光绪二十九年，白鹿洞书院停办，后被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这也是白鹿洞书院最后一次办学。新中国成立后，白鹿洞书院得到保护维修，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

　　历史越千年。作为儒学的重要承载者，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无市井之喧哗，有泉石之胜境，一篇小文，自然难以尽言白鹿洞千年事，唯有些许感慨：庐山游，不仅要阅风景秀丽，更须品读白鹿洞文章，如此方才不虚此行。

shitu

朱汉民






　　图为岳麓书院大门。
　　人民图片




　　岳麓山因为拥有一座千年不朽的庭院浸润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国的一座文化名山。一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儒家士人在此开拓经营，精心构筑这个能使自己静心读书、安顿心灵之所，使其独具光彩地呈现在中华文化宝库中。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访者在此流连忘返。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那时还只是一些读书人汇聚读书的临时之所。北宋初，岳麓书院才成为一所教学设备完备、管理制度严谨、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师、教育名家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历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学府”，堪称中国书院史的典范。

　　岳麓书院的独特魅力在哪里？首先在于她是中国古代儒家士人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典范。这里典雅优美的古建筑群是儒家士人的人文理想、心灵世界的体现。在这座曲廊相连、亭台相望、绿荫碧水的古老庭院漫步时，其实正仿佛步入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灵深处。孔子说：“士志于道。”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儒家士人心灵深处的“道”，既体现出他们对超越理想的精神向往，又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入世关切。一方面，岳麓书院处处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无论是书院周围的碧波湘水、红叶麓山、清风峡谷的自然风景，还是一块青瓦、一支梅竹的人工环境，无不体现出经营者那活泼的心灵自由与超脱的人格精神。我们发现，儒家士人的自由心灵与岳麓书院的山水草木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们几乎说不清楚哪里是自然哪里是人文，而其实这正是儒家士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又处处体现出儒家士人对经世济民的入世追求。本来，岳麓书院最有成就、最有特色之处就是她在一千多年历史中所培养的士人群体，他们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勇于承担知识创新、社会道义的责任，这种经世情怀来于母校的传统——朱熹“忠孝廉节”的院训与张栻“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教诲，激励着一代代儒生的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之志。可以说，你如果读懂了岳麓书院的文化内涵，你也就理解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结构，洞察了他们隐秘的心灵世界。

　　岳麓书院还体现出儒家士人所独具的“雅”的精神情趣与审美取向。不管是主体建筑，还是碑匾对联，抑或是漏窗石凳，都体现出典雅别致的生活情趣。教学、藏书、祭祀的三大部分均朴实无华，整个建筑格局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爽朗怡人的感觉，引导在此的人勤于问学求道，精于修身养性。讲堂是书院的核心建筑，前有大门，左右有斋舍、百泉轩、湘水校经堂，后有御书楼，既严谨又雅致。书院最有特色的是,几乎每一个院落、每一栋建筑的门、柱、檐、枋等,都见对联匾额，把书院简洁质朴的建筑装点得韵味无穷，书院千年的文化、千年的历史、千年的精神就凝聚其中。而园林中的几个石墩，几棵古树，廊轩墙壁上几处漏窗，更是给原本淡雅的书院增添了几分妩媚。

　　今天，当我漫步在这山间庭院，总想回溯这座文化遗迹的发展历程，总想弄清这座千年名院的文化内涵，总想透过这座文化名山、历史名院而深窥深厚博大的文化生命。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成长、繁衍的精神家园，今天依然是中国传统国学教学和研究基地，延续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而且也让现代人得以跨越时空，感受儒家士人的心灵奥秘，或许这正是书院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shitu

吴平安



　　唐末五代之际，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型教育组织——书院。有道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儒林中人受佛道影响，便有名流宿儒择胜地，立精舍，开学馆，设书院，居而讲学。延至两宋，此风大盛，遂有北宋六大书院、南宋四大书院之说。明代书院时盛时衰，似已不及前朝红火，惟东林书院一枝独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大明王朝的政治风云中有声有色。

　　与这些名扬天下的书院相比，僻处鄂西北郧县的郧山书院就没有那样显赫的名声了。然而有一点，或许是“名院”无法比肩的：若问那些书院而今安在，则大多只是作为一旅游景点，点缀一下名胜；或者仅存一芳名于青史，供后辈学人考证了。而郧山书院则薪火相续，历百代而不衰，足令人叹为观止。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抚治于湛创建郧山书院；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知府沈鈇增修；在明清交替的大动乱年代，书院荒废；满清入主中原，经顺治、康熙几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守道鲁之裕再续香火，重建书院；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学侠杨怿将书院由“府治东北”迁移至“旧通判府”，同治8年（公元1869年），知府金达又将书院迁移至郧阳城北三元宫；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两湖总督张之洞通令各州府，书院一律改为中学堂或师范学堂，郧山书院遂更名为“郧阳府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学校改为“郧山中学”；抗战烽烟骤起，1937年，山东沦陷，一批齐鲁女子为求学救国，辗转千里，来到有郧山汉水护卫的郧阳，郧山书院遂为国立湖北中学（山东流亡中学）；1938年，武汉失守，莘莘学子亦跋山涉水来郧，一时人员大增，仅流亡来此的教职员工即达千余，遂一分为四，设立初、高、师范、女子高中分校，后高中部又单独立校，成立湖北省立第八高级中学简称“八高”，一时闻名遐迩；新中国成立之后，郧阳中学、郧山中学，郧县第一中学，沿革至今。2011年夏末秋初，我来到工作了30年又阔别了10年的郧县一中。当年，丹江口水利工程将一座明清古城沉入水底；今天，大坝加高，又即将无数良田沃土，连同数不清的文物古迹沉入水底，而书院却风光依旧，悠悠文脉，传承不断，岂非苍天惠顾。碑亭里，金达亲撰的《移建郧山书院记》赫然在目，这是历届学生学习文言的一篇乡土教材。这位桐城贡士出身的知府不仅文辞优美，更难得有一份“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胸襟抱负。大成殿岿然不动，那是士子参拜孔子的殿堂。待到一江碧水悠悠北上，去滋润干渴的北京城那一天，这座古老书院，就将被绿水环抱，别有一番风景了。

　　漫步校园，桂花初开，暗香浮动。下课铃声骤起，绿荫婆娑间，传出笑语喧哗，扑面盈耳。也许是历史的积淀，也许是走出大山的激励，我望着这些寒窗苦读的山里孩子，一时间心有所动。

　　我想，书院也者，“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亦一境界，彼亦一境界。坦率地说，在这个耳乱八音目迷五色的物化时代，能一心不乱，矢志向学者，已属不易，但毕竟是求学的“初级境界”。明乎此，便可知为什么东林千古名联，更为人推崇备至了。思慕先贤，武昌辛亥首义，推翻千年帝制，而鄂省率先起而响应者，便有郧山书院书生；八年抗战，以流亡师生为中坚力量，郧阳成为抗日后方基础教育大本营。豆蔻年华，正与你们一样年纪，或寄宿于大庙（大成殿），秉烛夜读；或奔走于街头，搬演《高粱叶子青》、《放下你的鞭子》，教唱《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热血伴汉水沸腾，青春共郧山永驻，何其壮哉；杨献珍从郧山书院走出去，与周恩来、邓小平相携留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路；何耀祖从郧山书院走出去，与邓小平、张云逸一起发动百色起义，创立红八军，何其勇哉。彼时彼刻，也与你们一样年纪啊。

　　诚然，世易时移，然而书院薪火传承。莘莘学子，无论如何，中国的命运，人类未来，是操在你们手中的。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shitu

陈 洁


图为应天书院大门。
　　张存元摄

　　多年以后，回忆起与应天书院的相会，依然令我唏嘘不已。

　　那是一次计划外的探访，不期而遇。外出办事，在商丘小住时，要不是友人提醒，我甚至都没想起这里有过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但说起它的神情，就像言及邻家在外打工的小二子，透着陌生和漠然的熟知：“有什么看头？” 不过我还是决定看看，毕竟，它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而且一度是四大书院之首。

　　但我真没想到应天书院已如此凋敝了，以至于车在书院门口停下时，我一时都回不过神来。一片庄稼地里，突兀立着一个仿古建筑群的院落，大门口空寂无人，空旷平整的门前，被附近的农家居民利用了晒着粮食。沿甬道穿过仿古新楼，后院几乎是废墟和荒野，称之为残垣断壁，并不过分。完全无法想象“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果然是似水流年韶光贱，千古江山转头空。

　　站在夕阳里，眼前是一片杂乱荒废的衰草乱木，身后是一片装古仿旧的新建筑。脑海中便幻化出千年来的光阴荏苒，兴衰荣辱。在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中，有个叫杨悫的读书人，在此地办了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南都学舍。他得到了当地军政人物的支持，又慢慢培养出了一个好学生做妹夫和接班人。等那个叫戚同文的学生接手学舍时，大宋已经平定了天下，开始大开科举、文治天下。南都学舍曾经创下过“七榜五十六”人及第的纪录，学子们“不远千里”“皆归之”，热闹一时。

　　就在戚同文过世、学舍渐渐衰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机会来了。宋真宗将宋州改名为应天府，随后升为“南京”，定为“陪都”，马上有人愿意拿出钱来扩建150间学舍，收集千余卷图书，而学舍的负责人适时地将学舍捐给官府，不仅成功实现了从私办到国立的转正，而且受到了皇上的嘉赏。南都学舍更名为睢阳书院，后又由宋真宗御赐匾额“应天府书院”，定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之一。闻名于世的应天书院从此诞生了。

　　因为有朝廷拨的学田维持运转，不收学费，四面八方贫寒有志的学子纷至沓来，其中有一个因为不接受母亲改嫁而离家出走的穷孩子，后来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经在书院里划粥而食，后来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励志楷模。他见证并证实了书院的显盛一时和炙手可热。

　　时光的演进铺陈落到眼前的景象，明晃晃的阳光下，空空落落的建筑，人迹罕至的院落，就像一个布景，充满了不真实感。事实上，应天书院的好景并不长，随着两帝蒙尘，它毁于战乱。此后在明嘉靖时重修，不久张居正即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清乾隆年间再建，再毁。

　　多年后，我又去过一趟商丘，地方政府已经在书院的旧址上再度修复重建。占地50余亩，构建起状元桥、崇圣殿、至圣先师纪念堂、范文正公纪念堂等。但似乎更像一座公园，仿古建筑，草木水榭，作为书院文化标记的，是挂着的匾额和几尊古人雕塑。相对于现代仿古建筑，我宁愿保持心中那个空旷寂静、凋敝荒凉的印象。

　　后来听说，在一个流行的网络游戏里面，有个“应天书院”，每天爆满，得要很多的“能量储备”才能进去。我不免想，那些为了虚拟“应天书院”而疯狂攒分的年轻人，有几个去过或者想去真的应天书院？又有几个知道应天书院在中国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应天书院曾被历史遗弃，如今被重修总是好事，虽然有些商业旅游的味道。不过，行文至此，我倒并不伤感，我们遗落了宋代书院，却有了现代大学，终究是天不丧斯文，而且斯文也应时而动。我还记得范仲淹读书时写的《睢阳学舍抒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何人吹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优游

阿 莹


　　图为关中书院。
　　人民图片



　　如果不是朋友提醒，我未曾留意到大街深处，被眼花缭乱的摊贩车遮住的关中书院。

　　挤过被各种工艺品充塞的街道，远远望到一块石质的门楼凹在深处。门楣上“关中书院”四个隶书大字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护佑着牌匾下方的一尊人物雕像。那雕像的眉宇间透出的忧郁，扰动着文人雅士难以释怀，尤其那双微微闭着的眼眸，似乎正注视着神态各异的匆匆过客，这就是关中书院的创始人——明末大儒冯从吾。

　　风雨飘摇的明代万历年间，御史大夫冯从吾被罢官返乡。回到故里的他身居斗室研习经典，足不出城九年有余，其间多往南门内的宝庆寺设坛讲学。由于冯从吾官德声震朝野，学问精深过人，从学者门庭若市，小小寺院难以容纳，于是便在宝庆寺东边另立门户，关中书院由此产生。从此这里成了当朝理学集大成之地，更有儒生以能到书院讲学求学为荣。

　　冯从吾继承北宋张载的衣钵，力图振兴关学,一直是引人关注的缘故之一。关学一脉自张载扬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宣言，就有如书院的门楼深沉而又坎坷地“走”下来。

　　遗憾的是，今天的关中书院似乎已被遗忘，抬头可见的水泥建筑挤压得这个小院几乎喘不过气来。有书记载，书院里应有方塘半亩、小桥一个、殿堂一座，而今却是荡然无存。惟有小院里10多株郁郁葱葱的皂角树和槐树，把个书院的沧桑浓缩到斑驳粗糙的树干上了。尤其是那两棵粗壮的皂角树足有两抱之粗，伸出的绿冠遮住了书院的晴朗，想必目睹了300多年前摧毁关中书院的动乱。尽管后来的清皇室对关中书院屡有封赏扶持，书院却再也没有出现门庭若市的盛况。

　　走过牌楼，远远看见书院深处一栋古朴典雅的青砖建筑，是今天西安师范学校的图书馆。上有一块匾额“允执堂”，原来这就是书院当年的中心讲堂。环顾四周，仅有这块匾额还保持着昔日风骨。其实那“允执”二字恰是关学要旨，最早出自《论语》“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记》中云：“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之秘耳。”我以为老先生之所以选择“允执”，最为深刻的含义是折中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之意。张载所以能在程王学说的笼罩下独辟天地，创出“关学”的名号来，就是试图取各学说“合理”成分，奋力强调“知行合一”。

　　原以为这儿应该汇集众多关学著作，成为关学研究者钻研的场所，但是目之所及，能够看到的经典寥寥无几。不过，关学已影响了这方水土的子民。今日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镇就是因为关学开创的“子午田”模式而名垂乡闾。关学强调的“天序”思想更是渗透到“乡规民约”中，影响了陕甘冀晋一带的民风民俗。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思想还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行为，我在与日本企业家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张载和冯从吾的学说推崇备至，甚至说扶桑那一套精细管理的规范，就是从关学里获取的真经。

　　从关中书院走出的，最为知名的学生应该算是于右任了。这位草书大家，几乎可以说是关学的终结者。我想正是关中书院奠定了于右任的学养内核，使其一生致力于实践爱国的思想。然而命运并没有青睐于他，人们在他离世后，在其珍藏的木匣里发现了他遗言似的诗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我走出关中书院许久了，耳边依然还轰鸣着于右任先生泣血的悲歌……

laoji

赵立人


　　广雅书院冠冕楼。




　　广雅中学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在老城区西北角，其前身是建成于1888年的广雅书院。广雅书院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著名书院之一，故广雅中学是广东省中学中惟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洋务人才，自筹经费，亲选院址，始建广雅书院，次年落成，成为两广最高学府，亦是清代省级用银最多、占地面积最大、图籍最丰、颇具民族园林特色并有护院河、护院墙的封闭式书院。“广雅”二字，是张之洞亲自命名并题写匾额。他任命的书院首任山长（院长）梁鼎芬解释：“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即要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人才。今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命名，实脱胎于此。

　　在办学理念上，张之洞针对科举弊端，提出“五主五不”原则：“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之学；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在课程设置上，设经学、史学、理学和经济学4门专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学。

　　广雅书院坐北向南，占地12万平方米，四周为护院河。中轴线上有院门、山长楼、礼堂、无邪堂、冠冕楼。冠冕楼为藏书馆，中西藏书曾居全省藏书之冠，亦为清代全国书院之冠，由两名掌书生（图书管理员）专门管理，设立借书、还书登记制度，开创了书院图书管理的先河。东斋、西斋分布在中轴线两旁。全院定额200名学生，学制3年，其中广东100名，居于东斋；广西100名，居于西斋。此外还有清佳堂、岭南祠、莲韬馆等。民国后，广雅书院逐渐改为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梁漱溟任校长，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5年改为广雅中学。

　　如今进入学校，仍先要跨过一道小桥，桥下就是护院河。校园内古色古香的红墙绿瓦与当代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古桥、古碑、古建筑遍布校园，岭南特色盎然。一个多世纪来，历经劫难，校园建筑多为重建，但广雅书院的基本布局始终未变。中轴共五进，前座大门，二进教学大楼，三进山长楼，四进办公楼，最后由标志性建筑冠冕楼压轴。原来的东斋、西斋，石碑仍在，周边环境则已焕然一新。

　　为营造书院的幽雅环境，张之洞曾从省城外运来数百年的古树。如今在山长楼前，仍可见到一棵有280年历史的高大樟树。此树是张之洞使用当时国内少见的起重机从城外搬来的，曾引来无数围观者。校内现有百年以上的古树24棵，多数与广雅书院同龄或更早。

　　张之洞还特意选用肇庆的星岩白石，刻了四方巨大石碑，以鼓励广雅学子。撰写碑文的都是张之洞推崇的学者，写的都是端庄圆润的小篆。这四方碑文是张之洞写的《许君说文解字序》，时任广东学政的汪鸣鸾书《程子四箴碑》，广东巡抚吴大瀓书《郑君六艺论》，以及李文田所写的《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碑》。这四方碑记体积巨大，刻工精湛，迄今保存完好在冠冕楼前。如今绕过冠冕楼前的生化楼，还可见到另外四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分别刻着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的奏折、广雅书院学规等。如今，这里的建筑物均恢复旧名，始创时的牌匾楹联亦尽量复原。莲韬馆早年坍废，木匾流落民间，2004年被社会热心人士于旧物店购得后无偿赠予广雅中学。它是至今仍保存在广雅书院的张之洞的惟一手迹。

　　校园内今有张之洞的立像和梁漱溟的坐像，二公亲见广雅兢兢业业的办学精神日渐发扬光大，誉满南国，亦当欣然而笑了。

laoji

周舒艺


　　图为东林书院。
　　 周舒艺摄




　　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暖暖的阳光洒在“东林旧迹”的牌坊上，寒风中的石牌坊像被涂了一层金色的薄漆，深邃而悠远。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幽幽古书院深处，竟隐约传来阵阵读书声。远远地，见一进厅堂中，小桌小椅整整齐齐排列着，一群孩童正端坐在小书桌前，手持书本，齐声念着《弟子规》。这些孩子不过三五岁大，还只是学前班的年纪。此情此景，一下子让人记起出自这里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仿佛嗅到了历史的气味：几百年前，也真真切切地有这么一群孩童，同样是这样一幅琅琅读书的图景吧！

　　东林书院，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由知名学者杨时创建，“创建于宋，延续于元，兴盛于明，普及于清”，为宋明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理学传播中心和著名书院。近代曾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培养出了秦邦宪（博古）、钱钟书、薛暮桥等名人大家，可谓“斯文在兹”“风闻百世”。经过多次修复，如今的书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一派江南园林的秀美与精致。

　　书院前庭，一眼看到的是一方“泮池”，各地来书院会讲之人，均须经过此池入内，有“入学”受教之意。穿过书院内门“仪门”，跨过厅堂的门槛，抬头望见屏门上方悬着块“丽泽堂”的牌匾。“丽泽”，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里是书院会众讲学的重要场所，学子们会聚在此切磋砥砺，屏门中央挂着的《东林会讲图》即描绘了这一情景。一缕缕夕阳余晖透过窗棂照射进来，光和它的影子在地面组成明暗相间的格子，犹如书院斑驳的历史。依庸堂、燕居庙、三公祠、晚翠山房、来复斋、再得草庐、正心亭、弓河……一岁又一岁的春秋，在此留下的是学子勤勉学业、饱读诗书的身影。

　　流连于书院建筑之间，你会感到有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比实体建筑物更具吸引力，它使历史的遗迹有了生气与活力、内涵与光芒，那是一种延续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读书以修身，读书以济世。

　　最使东林书院声名远扬的这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原由明代学者顾宪成所撰。明万历年间，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资修复东林书院，相继在此主持讲学，其间东林书院达到鼎盛，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赞誉。上世纪80年代廖沫沙先生重新题写此联并经制作挂于书院的依庸堂。它是东林志士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心中默念这句话，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形象，回荡的是一丝丝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邓拓先生据此联还写出了著名的《事事关心》一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读书与关心国计民生紧密联系的胸怀与精神，今天仍在激励着后人。

　　细细品读书院里的各式楹联，仿佛是在与先贤对话，文字背后响起的是先贤的谆谆教诲。“百年旧德读书尚友，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为道为法为则守先待后，不淫不移不屈知命达天”……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来说，读书从来不只是知识的学习，更是对气节修养情操的锤炼，治学即做人。

　　今天的东林书院，俨然已是无锡的一座文化地标。地处繁华闹市，低矮的传统建筑遮掩不住周边的高楼，“弓河”对岸是现代都市的川流不息，内侧的书院却独处一份幽静与自在。驻足古书院，树木参天、黄叶满地，人们在此寻觅书香墨迹、缅怀家国情怀。从2003年开始，东林书院组织开展了“琅琅读书在东林”少儿经典诵读活动，至今已坚持8年，并定期举办慧笔启智和诵读竞赛。每个周末，孩子们就聚到这里诵读《三字经》、《论语》等国学典籍，传统佳节之时，书院里更是热闹非凡。

　　东林书院迄今已走过900余年风雨历程。历史的风声已逝，雨声已渺，让人欣喜的是，这里，依然书声琅琅。

admin

合并，以利网友欣赏。

laoji

张瑞田



　　阴雨连绵，广州的冬天显得意外冷寂。去南海，在丝丝冷意中谒拜了康有为故居。围着一座老房子转来转去，如同回到熟知的故园，面对陈年旧物，少不了生命中的一份紧张和激动。簕杜鹃的花瓣在老房子的院子里恣意伸张，粉红、殷红的花影自由流动，就为眼前添了些温暖的色彩。

　　对康有为，我怀着永久的好感。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深陷政治与艺术的双重漩涡中，康有为应该是第一人。他试图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行进的政治活动，他在学术、文学、书法领域的独到建树，他不顾老迈之躯远赴北极、南美的英雄壮举，使中国的几代读书人拍案击节，为之动容。张元济诗云：“南洲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对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也不陌生，可是，这座书院在广州的具体位置却说不清楚。一般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一座城市的活地图。遗憾的是，换了三辆出租车，也没有找到万木草堂。最后搭乘的出租车把我丢在文德路，就绝尘而去了。我只好一边问路，一边前行。我专找老先生问，他们的回答是，万木草堂大概在中山路。中山路？漫长而曲折的中山路，康有为和万木草堂何在呢？没有办法，我们就在中山路上寻找吧。直觉告诉我们，万木草堂就在附近。一路上，我想戊戌变法，想到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的政治意义，又想起起始于广东的改革开放。

　　不知不觉，来到一个丁字路口，左行是中山四路，我左右看看，想了想，就向中山四路走去。这里是老城区，大树奇多，高而阔的树冠密匝匝的。今天天气好，暗绿的树叶呈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大树的后面，多是两三层的小楼，斑驳的墙壁，涂成了浅紫色，平添了几分沧桑。一些古旧的建筑正被拆除，工地显得零乱。我们在一片废墟的后面看见一排老房子，一间房门挂着派出所的牌子，索性走了过去，想必警察会为我们指出去万木草堂的路径。已是午休时间，来到派出所，见到一个值班的女同志。提及万木草堂，她也是一脸的茫然。我们只好扫兴出门，为广州人对万木草堂的遗忘感喟良久。顺着这排老房子前行，即将走到另外一条路时，我下意识地向右手边的小胡同看去，突然看到胡同深处的一栋房子和刻在房檐上端的“邱氏书室”四个颜体楷书大字。我的心一震，默念道：这不就是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吗？

　　1888年，第一次以布衣之身上书参政无果而终之后的康有为，显得十分孤独。一方面，他的名声大噪，成为广东学界的传奇人物；一方面，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心气晦暗。落脚广州后，康有为打算守静读书，把笔习字，深入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期间，他认识了有志青年陈千秋、梁启超、徐勤等人。在他们的恳请之下，康有为租下了位于广州长兴里的邱氏书室，创办了长兴学舍，又称万木草堂。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其体制由康有为自创。他任学堂的总教授、总监督，同时在学生中选出三到六人为学长，协助康有为管理学校。在万木草堂求学的人每学年需交10两银子，名曰“修金”。康有为规定，对前来求学的年轻人不要求学历，不重视门第、年龄，只要有新思想、新观念，就有资格到万木草堂就读。对家境贫寒之士实行免费入学。1891年，康有为撰写了校规“长兴学记”，倡导万木草堂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在讲义理之学的同时，又讲西方哲学；在讲考据经史、文字之学时，又讲外国历史、地理、数学、语言等。康有为十分重视体育，他要求万木草堂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定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万木草堂的教学方式可谓中西合璧。对康有为教育家的风范，梁启超说：“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康有为的风采，其实就是万木草堂的风采。

　　我疾步来到“邱氏书室”前，看见固定在门边一个一尺见方的牌子，上书“万木草堂”和“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这是一排坐北朝南的青砖瓦房，房脊陡峭。房门已上锁，从门缝里窥视，只能看见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一片狼藉。显然，这里不是一个陈列馆，也没有修整，仅仅是一处布满灰尘的陈迹。只是这个陈迹与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

　　沿着万木草堂走了一圈，始知旧年的邱氏书室一直沉在时间的长河里，还曾有多户人家在此居住。此刻，它四周的老房子开始拆迁，破碎的瓦砾在阳光下轻轻跳跃。万木草堂黑色的身躯沉睡着，一副疲惫的样子。里面空空如也，想仔细瞻仰一下的愿望无疑落空了。打算进一步详察康有为和万木草堂的昨天，看来只能依靠印刷物的记载。只是印刷物总不免单薄。

　　离开万木草堂，有一点郁闷。在离万木草堂不远的地方喝了一杯咖啡，还心事重重地眺望着它。于今天的中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康、梁，以及眼前这座不算古老的建筑。我清楚，拥有现代化梦想的中国，还有一段坎坷的道路要走。为了少走弯路，回首历史，应该是明智的选择。

laoji

赵立人


　　万木草堂内景。
　　人民图片




　　1891年春，康有为应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租邱氏书室，创办长兴学舍（在今中山四路长兴里三号）；1892年，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在今吉祥路）；1893年冬，再迁讲堂于广府学宫仰高祠（在今文德路），挂“万木草堂”的匾额，取自翰林梁鼎芬《赠康长素布衣》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焚毁藏书300余箱。

　　此后，众人将这三处讲堂统称为“万木草堂”。但邝氏祠和仰高祠今已不存，所以，今天在广州说起“万木草堂旧址”，一般指的都是邱氏书室。

　　邱氏书室属“姓氏书院”。清代广州城内有数百家姓氏书院，却都不是“课艺之所”。清初广东民间组织保留强烈的反清意识，清朝统治者为“防微杜渐”，严禁广东建合族宗祠。为避开这一禁令，广州大多数合族宗祠易名为书院、书室或试馆，但宗祠的祭祀功能和作用丝毫未变。

　　邱氏书室由增城举人邱觉黄在1804年倡议，经由“广东十府十州八十县”的邱姓决议，于1808年始建。书室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祠堂式建筑。碌灰筒瓦，两边保留有部分灰塑，青砖墙石脚，砖木结构，面阔三间，深三进，面积约为663平方米。门额上刻有“邱氏书室”四个大字。

　　康有为租赁邱氏书室后，参照其师朱次琦礼山草堂的成规，手撰《长兴学记》以为学规。在德育方面，提出格物、厉节、慎独、养心、习礼、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中国传统的道德训诲。在智育方面，提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图、枪等方面的知识要求。康有为讲课虽不可能完全摆脱科举考试的影响，完全取消时文帖试的内容，但却介绍了西学以及别开生面的孔子改制、大同之世诸说，使厌倦了旧式书院、渴求新知的青年士子感到新鲜，相率而至。

　　康有为讲学重“今文学”，讲课内容，涉及汉、唐、两宋政治、世界大势、列强压迫等。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今古，并引欧美事例作比较证明。他最爱讲、学生也最爱听的是“学术源流”，历举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的源流派别，于汉学、宋学、诗词、书画等亦然，一讲就是四五个钟头。

　　康有为讲课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同之学”。梁鼎芬与康有为反目后在《康有为事实》中说：“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一化贫富之界，富人之财皆常与贫人公用……一化男女之界，谓世间不必立夫妇之名……是之为‘大同’。”虽用语意含贬损，但实质与康有为死后8年才出全印本的《大同书》吻合，可证康有为在长兴学舍所讲的“大同学”，已包括这些惊世骇俗的激进内容。

　　学生除听讲外，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入学先读《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除中国典籍外，也读江南制造总局译述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译述。这在当时国人所办书院中，实属首创。其图书馆以康有为藏书为基础，也有学生的自由捐献。康有为还搞了一个“礼器乐库”，贮藏钟、鼓、磬、铎、干、戚、羽、旄以及投壶用的竹箭，用于每月一次的“习礼”。

　　1953年，邱氏书室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接管后，一度他用。1983年，邱氏书室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迁出所有住户，进行全面修缮。2008年6月14日，在第三个国家文化遗产日，修缮一新的万木草堂（邱氏书室）免费向公众开放。